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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09:21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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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跟踪学科发展前沿,推出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北京师范大学韩在柱领衔的“脑神经系统疾病及语言障碍的语言学研究”课题组,从不同角度利用多种方法开展语言障碍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开发出汉语障碍的评估系统和汉语脑功能定位的分析方法,建立多套大型数据库,多篇研究成果发表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国际顶尖期刊,影响因子总和为,为后续相关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刘超领衔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特征:心理与脑科学的整合研究”课题组,从心理学与脑科学整合的角度集中探讨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特征,采用问卷量表、行为实验、人脑连接网络、群体交互等多种手段,系统研究在中国人社会认知的公平与道德认知过程的心理与脑机制,研究成果发表在《BrainandLanguage》上并被美国知名心理学教科书详细介绍。不同文化产业概念的辨析世界各国、地区和国际组织对文化产业的称谓并不一样,除了上面提到的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外,还有内容产业、体验经济、版权产业(美国除了使用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外,开始更多地使用“版权产业”的概念,以强调“版权”对文化产业的关键作用)等名称(见表1)。

至于希罗多德征引的铭文是其亲历所见还是“道听途说”当作别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希罗多德起,铭文即已作为历史记录而为时人所关注。然而,佛教诗学研究本质上属于平行研究。

  信仰与基石的交汇共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我是谁”的政治定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国社科规划办每年以抽查方式,组织检查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并适时开展专项审计,期刊主办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经济发展的转型性与动态性,决定了我国城乡发展优先顺序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在随后二百多年间,《三国》在泰国逐渐流传开来,受到泰国人的喜爱和推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泰文译本1802年才出现。

  本书为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选介,各篇分别由各项目负责人撰写,介绍了各项目的写作动因、写作背景以及现阶段研究情况等一系列相关情况。

  理想的方式应是既有文化渊源和影响基础,又有普遍规律和审美价值的比较文学研究,而中印佛教文学的比较研究正是如此。作为新时代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深厚的人民性、时代的先进性与历史的传承性,契合当今中国的国情,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极强的凝聚力与引领力。

  2017年出版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4》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5》共计收录术语200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主持会议。三、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出一批应用性研究成果南京大学盛昭瀚领衔的“社会科学计算实验基本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课题组,建立太湖流域自然—社会复合系统计算实验平台,为政府治理太湖水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对港珠澳大桥工程招标过程进行情景模拟,为招标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吉林大学张屹山领衔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计算及结构转换路径研究”课题组撰写的关于如何让地区经济企稳回升的报告获多位省部级领导重视,核心建议均被采纳;中南大学肖序领衔的“基于工业的循环经济价值流分析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指导中国铝业、株洲冶炼等大型企业的循环化改造,以及宁乡经开区、长沙经开区等生态工业园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河海大学王慧敏领衔的“保障经济、生态和国家安全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课题组,以问题为导向,选择多个不同特征水资源问题流域为研究背景,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角度出发,提出基于互联网+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技术支持体系,为其他流域的科学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中山大学梁琦课题组,在空间经济学框架下,考察我国城市层级体系的基本事实,探寻城市层级体系内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并分析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进而对我国城市层级体系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王世福领衔的“中国城市社会来临与智慧城市设计及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研究,课题组依托该项目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省部级以上奖励50余项,获得相关行业及部门的关注。

  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展示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历史厚重感。

  尽管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概念产生的背景和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三者同属于知识产业,具有明显的交叉和重叠。

  提升文化自信的范围、渠道和手段无疑非常广泛,如经济社会发展、自然科学进步、文艺创作繁荣等,都可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自信,但从作用和影响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和提升更直接、更巨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最终实现必须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才能达及,而历史唯物主义智慧的出场与生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西方历史理解范式予以批判与超越的理论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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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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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新格局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更加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新情况。

洪蔚琳 赵永新

2018-11-1707:5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原标题:科普冲动,按捺不住

最近,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铭回了趟北京大学。在自己的母校,他带着新书《上帝的手术刀》举办发布会。王立铭的上一本科普著作《吃货的生物学修养》获得了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12年前,王立铭走出校园,带着投身科研的热忱,从北京飞到洛杉矶,又在2013年回到祖国的怀抱,2014年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科研之外,他按捺不住科普的“冲动”:把关于科学的故事讲出来。

让公众获取专业的科学知识,不是科普最重要的任务

翻看王立铭的科普著作,觉得特别“接地气”。《吃货的生物学修养》用生动的故事,带出脂肪、糖和胆固醇代谢研究中的重大发现;《上帝的手术刀》则以娓娓道来的笔调,探讨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让一本知识深奥的科学书呈现出大树下摇着扇子讲故事的悠悠然。”第七十四届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这样评价这部新作。

成为科学家之前,王立铭曾经想考北大中文系或历史系,甚至想做个红学家。中学时代,他一到周末就扎进图书馆,爱看中外小说和历史书籍。大量的阅读也培养了王立铭写作的兴趣和习惯,帮助他将艰涩难懂的科学原理写得“好看”。

在他眼里,让公众获取专业的科学知识,不是科普最重要的任务。“科学世界纷繁复杂,大部分最新的理论和实验进展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系。重要的是传播科学的逻辑,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新事物时,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让大家理解科学家是怎样思考问题的,能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科研工作及每一次突破,这是王立铭努力在做的。

能影响一些人的观念,比做出一流成果更有成就感

2000年,正在读高二的王立铭偶然买了一本杨振宁先生的随笔集。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在书中谈到自己投身粒子物理时,庆幸“这是个正确的选择”。书中写道:一个年轻人在研究职业开展的早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7年过去了,杨振宁那句话,仍扎实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带着科研梦,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完成正规的科研训练后,他想跳出工作和生活圈子,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2013年,他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驻上海的办公室,用一年时间深入了解医药产业。

所见所闻让王立铭深感不安。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看着病人接受全面而规范的治疗,也到中西部城市和乡镇医院里,走近一些贫穷的病患。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种治疗肿瘤的抗体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很常用,但整个中西部一年中只有几百人能用得起。

目睹这些真实的境况后,王立铭开始意识到,科学所肩负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一间小小的实验室里。

回归科研、入职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后,推动王立铭从事科普写作的,或许是一种“倾诉的冲动”。他了解基础科研,也熟悉医药产业,阅读和远行让他积攒了太多精彩的故事。而他的两本科普著作,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一项科学发现如何在不经意间诞生,又是如何实现转化从而影响社会的。

“我想写些东西、做些事。如果能影响一些人的想法和观念,这甚至比自己的实验室做出一个世界一流的成果更让我高兴,更有成就感。”

不能要求每个科学家都传播科学,但科学界可以更多元化

“这些年,我尽量不让自己科研的时间被挤占,参加发布会这样的活动很少。”王立铭不希望科普影响自己的科研。对于科研,他有源源不断的激情,这是其他任何工作都无法替代的。

“做科研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让我每天都能游走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缘。当我或者我的学生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我会感到骄傲又兴奋。即使它对于整个科学史显得微不足道,但对我而言却是大事,因为我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知道这个全新发现的人。这种感受只有科研能带给我。”

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王立铭带着他的团队以果蝇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更多生命奥秘。他们把果蝇觅食和进食行为的定量变化作为指标,研究各种环境刺激如何影响了对这些行为的精密调控程度,进而寻找这些病理变化的神经生物学机理。这些研究最终也许能帮助研究人员找出预防和改善某些疾病的靶点和治疗手段。

当然,他也承认,既然挑起了科普的担子,可能有时还是会影响自己全身心投入科研。“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科学界可以多元化一些。除了鼓励科学家们专注基础研究本身,我们也应该支持热心转化研究的科学家、专注产业化的科学家、醉心教育的科学家、热爱科学传播的科学家等。我很敬佩那些全身心专注于科研的科学家,但做科普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王立铭认为,不能硬性要求每个科学家都向大众传播科学。科学家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关注人类认知的边界和前沿,很多科学家的性格和工作性质也决定了他们确实不适合从事科普工作。“但可以着力于培养一批科学家做好科普。”

王立铭说,自己没有特别宏大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在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教书育人中起到一点点作用,哪怕影响几百、几千个人也好。

《 人民日报 》( 2018-11-17 16 版)

(责编:孙竞、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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